曹國東想逃離微信朋友圈，他在想各種辦法退出一些無聊的微信群。

　　“大多被好友拉入，直接退也傷面子。”曹國東上網找各種“攻略”，最后將自己的群昵稱改成了“有人”，“退群顯示‘有人退出群聊’，誰知道‘有人’是誰呢，就這樣蒙混過關！”

　　曹國東是內蒙古師范大學的一名大學老師，帶了一屆屆學生，也參加過一些學術會議、采風等活動，朋友圈好友近千人。這兩年，他越來越覺得，“淪陷在各種雜亂細碎的信息中，簡直有些吃不消”。

　　“真像嫁給朋友圈了”

　　當了6年老師，做了5年班主任，曹國東是學院的青年教學骨干。他的微信好友相當一部分是學生。在朋友圈，曹國東可以了解學生的情況和動態，可他也覺得出現了視覺疲勞。

　　“學生微信朋友圈發的東西多，可和自己有關聯的很少。”他發現，在平常日子，學生發在微信朋友圈的內容大都是校園生活中的日常，“下場雪，雪景能發好幾天”。

　　在曹國東看來，偶爾發相同或相似的信息可以接受，但校園生活基本是模式化的，經常會出現整屏都是相似的信息，“這是對微信朋友圈這個多元信息平臺的浪費。”

　　即便如此，經常有學生申請加他好友，曹國東一般來者不拒。

　　“學生愿意加你為微信好友，一定程度上也是對你的認可。”他明白，并不是所有學生都愿意加老師的微信，若拒絕學生，就會影響和學生的溝通交流。

　　一邊不停地加學生入微信朋友圈，一邊沉浸在各種“不痛不癢”的瑣碎信息中，曹國東一時也很糾結。

　　在銀川一家國有企業工作的青年職工廣軍也有相似的煩惱。平時工作繁忙，回家還要做飯、帶娃，但廣軍還是要抽時間瀏覽微信朋友圈。在他看來，身在職場，微信朋友圈的互動交流必不可少。

　　“工作時間閑聊少，業余群里說說話，也是一種互相了解。”廣軍說，平時公司里大家都在忙業務，談的都是公事，比較輕松的聊天并不多，同事之間缺乏互相了解。

　　孩子上學中的問題，工作生活中各種離奇的遭遇……諸如此類，往往在工作之余的微信朋友圈交流和分享比較充分。“如今互聯網是一種生活方式，如果經常不參與微信圈交流，感覺被孤立了。”廣軍說。

　　“工作之余的微信交流更有利于同事間互相了解，對工作也有幫助。”廣軍說，在微信的交流中，觀察了解一個人的待人處事方式、表達習慣，對工作中提高協作水平會有幫助。他作為項目小組的牽頭人，也經常用微信和小組成員探討問題，“既節省時間，又能敞開說，效果還不錯”。

　　“確實也累人，感覺和工作無法切割。”在廣軍看來，最好的狀態是工作、生活互相分割，下班后“兩耳不聞工作事”，能徹底放松下來，“但顯然辦不到，微信朋友圈加劇了兩者的融合”。

　　“真像嫁給朋友圈了。”董敏是蘭州一家媒體的編委，對于如今“無孔不入”的朋友圈，她坦言有點發怵。

　　“以前上班就是上班，辦公室一坐，就進入上班狀態，如今，可真是24小時在朋友圈工作。”互聯網時代媒體轉型壓力大，新聞競爭日趨激烈，搶時間成了日常狀態，為了上稿快，自去年來，董敏所在的媒體普通稿件傳稿、審稿都在微信解決，這讓她有些吃不消。

　　“輪上值班，吃個晚飯都要看幾眼微信，怕耽擱時效性強的稿件審核。”吃飯盯稿、睡覺前還在審稿，在家人看來，自從用微信辦公以來，董敏就像走火入魔了，整天盯著手機。

　　“沒辦法，吃了這碗飯，就得去適應。”董敏有些無奈。

　　“有選擇地屏蔽是理想的辦法”

　　面對微信朋友圈的滾滾信息流，一些人選擇屏蔽朋友圈信息，以此作為調適生活的一種方式。在大學校園，如今很多學生和老師都加了微信朋友，方便在課余進行交流，可也頻頻出現互相屏蔽的現象。

　　“熬個夜，周末出去狂歡一下總覺得有人在盯著，會有老師說這說那。”蘭州理工大學大三學生馬文斌發現，大一時同學都會加老師為微信好友，也會經常交流，后來就少多了，甚至會屏蔽一些老師，或者分個組，“就防發朋友圈信息讓老師看到”。

　　“24小時都在老師眼皮下，像回到了中學時代，沒一點兒意思。”在馬文斌看來，身邊同學們將微信好友分組或直接屏蔽老師的做法也屬正常，“畢竟都成年了，都得有私人空間”。

　　自去年以來，曹國東也會選擇性地屏蔽學生。他平時會屏蔽大部分學生，若有需要就在群里交流。與此同時，他也會在學生實習、就業集中的時期取消屏蔽，以便適時掌握學生的出行動態、情緒變化和人身安全等信息。

　　“交流的信息有相關性時，朋友圈就易于形成強關系。”在曹國東看來，師生平日在課堂上經常能見到，圍繞教學有充分的信息交流，屬于強關系；正常情況下，課余生活師生信息交集不多，就會形成弱關系，“互相屏蔽給雙方空間，雙方都能接受”。

　　“有選擇地屏蔽是理想的辦法。”在他看來，既然加了微信好友，直接拉黑太傷人，屏蔽既減少了圈里不想關注的信息，同時，若有事情可以隨時私聊，“對一般的弱關系，這種距離最好”。

　　曹國東也被人邀請加入一些學術類微信群，雖然群里很多人都未曾謀面，但他還是經常關注群里的信息。他認為：“要想在那個圈子混，就得加入這個圈子，及時了解圈子里面的信息”。

　　曹國東會主動加一些學界翹楚的微信，并交流專業信息，可他發現有些人也屏蔽了他。“人家覺得被打攪了，誰讓我是個無名小‘青椒(青年教師——記者注)’呢！”他理解，這就是典型的社會分層，是社會生活中的客觀存在。

　　“雖然網絡讓信息傳播更加扁平化，但核心和專業信息的交流還是在不同層面進行，具有排他性。”曹國東逐漸意識到，“微信朋友圈就是社交圈，是社會關系的窗口，社會上怎么樣，朋友圈還是怎么樣”。

　　80后“時尚辣媽”陳立從事汽車銷售工作，這些年來，微信朋友圈里加了各種客戶，這方便了開展業務，也給她帶來了困惑。

　　陳立是周圍朋友公認的美女，已成家多年并有小孩，她性格開朗大方，喜歡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自己休閑、娛樂、享受美食的狀態，經常會引來眾多點贊。與此同時，也會經常被不熟悉的朋友問及是否單身，是否有對象，“會有人追著問，很尷尬！”她說。

　　遇到這樣的人，陳立就會屏蔽他，“讓他看不見，心里也不產生想法”；如今，對于不太熟悉的申請加好友的人，她會慎之又慎，“實名、印象較深的才會考慮加好友，其他的都置之不理”。

　　“微信朋友圈是私人空間，沒有必要礙于情面變成‘廣告圈’或者‘工作圈’。”陳立說，如今自己經營微信朋友圈，有些會選擇直接拒絕，有些會在添加時限定權限，有些會在加上后選擇刪除或者屏蔽。

　　“對微信朋友圈還是要有點‘潔癖’。”陳立對此深有感觸。

　　“逃離”微信朋友圈

　　今年以來，馬文斌覺得自己玩微信少多了，“人人見面都要加，就像QQ一樣，這樣就不好玩了”。

　　在他看來，微信朋友圈社交性能強化，發的信息都是大眾化的信息，“不疼不癢，個性的東西越來越少，不帶勁”。

　　馬文斌希望看到一些社情民意的多元表達，了解更多社會生活中的多維信息，但他發現，隨著微信朋友圈熟人越來越多，人們的話語方式逐漸“雞湯”化，評論也四平八穩，信息量在減少。

　　在蘭州，小靜和阿蘆原本并不認識，因為熱愛插花，互相交流漸多，成了閨蜜，她們會把各種精致的插花發在微信朋友圈，也會發一些參加插花發燒友的活動信息。

　　小靜自認為發朋友圈信息是比較把握分寸的，她會選擇發一些美好、向善的內容。一段時間來，她將自己參加各種插花活動的照片發到了朋友圈，收到很多朋友的點贊和詢問，還發現了一些有相同愛好的人，這令她心情很愉快。

　　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出現，單位周末加班，加班后大家提議聚餐，小靜因為要給孩子做飯就婉言拒絕，可單位同事們卻調侃說：“算了吧，人家要去參加高雅的聚會！”領導也面露不悅，小靜頓時覺得自己被隔離在同事的圈外。

　　阿蘆遇到了同樣的尷尬，她發出很多參加插花活動的照片，“不在乎贏得朋友圈點贊，只希望給自己留下一些記憶”。可時間久了，不斷有同事悄悄問她：“是不是在開辟第二職業？”領導也旁敲側擊地說：“業余生活很豐富，8小時以內更要有熱情呀！”

　　小靜和阿蘆不想因微信朋友圈引發是非，她們想逃離微信朋友圈。“凡是工作內容以外的信息，就要屏蔽所有的同事，建另一個可見的微信朋友圈。”如今，逃離了同事的關注，小靜和阿蘆自稱是桃花源人，悠然享受插花之美。

　　不如小靜和阿蘆般灑脫，也有人因為逃離微信朋友圈“未遂”而哭笑不得。

　　李玲在北京一家媒體工作，女兒已經上中學，班上一名同學的媽媽經營一家月子會所，李玲和這位媽媽一來二往互相熟悉，加了微信好友。

　　這位經營月子會所的新朋友在微信朋友圈很活躍，每天都會發大量如何順產、怎樣催乳、如何克服產后抑郁等信息，時間一長，李玲有點受不了，就屏蔽了她的微信。

　　可不久后她驚奇地發現，自己女兒和該同學媽媽也是微信好友，經常會看她發到朋友圈的各種坐月子信息，還不時會點贊互動。“還得關注女兒(在朋友圈)的動向，真是想逃也逃不脫！”李玲感嘆，“簡直哭笑不得！”

　　曹國東用“有人”這個群昵稱，成功從若干微信群逃出。如今，他改變玩法，每天早上或臨睡前會集中瀏覽微信朋友圈信息，白天基本不看，“擠出更多時間讀書、寫作、帶娃，靠譜！”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董敏、李玲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