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2月27日電 題：攻堅，為了美麗中國——黨的十八大以來污染防治紀實

　　新華社記者

　　2月26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

　　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熱烈進行中，聽取審議國務院落實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決議等情況的專項報告。

　　在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舉國關注，舉世矚目。

　　常委會組成人員普遍認為，污染防治攻堅戰取得重大進展，生態環境狀況持續改善。同時，這場戰役仍面臨多重挑戰，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現反復，要以更大決心、更實舉措全力攻堅。

　　為了每一個中國人的全面小康，為了子孫后代的藍天碧水凈土，污染防治攻堅戰鼙鼓動地，鏖戰正酣。

　　這是令人糾結的選擇題：生態家底薄，工業化任務重，在發展和污染的左沖右突中，我們背負的環境枷鎖日益沉重

　　6個多月前的一天，山西省臨汾市市長劉予強又一次坐在生態環境部的約談席上。

　　一年中，臨汾市6個國控空氣自動監測站被近百次人為干擾，導致53次監測數據嚴重失真。時任市環保局局長張文清鋃鐺入獄。

　　因為大氣環境質量持續惡化，兩年前，劉予強已被約談過一次。

　　臨汾曾臟成什么樣？

　　PM2.5多次爆表！二氧化硫多次爆表！空氣質量長期徘徊在全國169個重點城市的后幾位，臨汾人頭上常年頂著一個“灰鍋蓋”。

　　20多年前，臨汾人還以家鄉是“黃土高原花果城”而自豪。但因煤而興、也因煤而困——工業經濟近9成是煤、焦、冶、電，從原材料到能源、產業都圍著一個“煤”字。

　　臨汾之困，是汾渭平原之困，也深刻折射著中國生態環境之困。

　　2013年新年剛過，北京、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空氣質量數據紛紛爆表。

　　那一周，從京津冀到長三角，霧霾盤踞在上百萬平方公里國土的上空。

　　那一月，4次霧霾輪番來襲。航班大面積延誤，高速公路封閉，中小學校停課，工廠限產停產，口罩和空氣凈化器脫銷。

　　那一年，中國東部平均霧霾天數創下新中國成立以來之最，像是打開了潘多拉魔盒，陷入“十面霾伏”。

　　心肺之患，病在天上，根在地上。

　　只有回到歷史深處，才能體會積貧積弱的中國，工業化的夢想是何等迫切。

　　一個個資源型城市，一片片重工業聚集區，高聳入云的煙囪，直上青天的濃煙……

　　那是一個時代的印記，更是我們曾經的自豪。

　　只用了半個多世紀，中國就走過發達國家兩三百年的工業化歷程。然而，在歷史性的發展跨越中，環境問題也集中爆發。

　　聚焦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會發現，中國經濟“第一陣營”里的這三個版塊，也曾是污染最集中的三個區域——

　　只占國土總面積的8%，卻消耗了全國42%的煤、52%的汽柴油，生產了全國55%的鋼鐵、40%的水泥，單位面積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區5倍多。

　　伴隨企業壯大、城市擴張的，是一條條黑水溝、一汪汪臭湖水。

　　2007年夏，太湖爆發水危機。大量污水排放導致水體富營養化，藍藻水華濃得化不開。無錫等地湖水惡臭、水廠關停、市民瘋搶礦泉水的場景，至今歷歷在目。

　　豈止太湖？

　　沿江南水鄉溯長江而上，洞庭濕地、江漢平原、三峽庫區、巴山蜀水，所經之處，生態系統千瘡百孔——

　　近30%的重要湖庫富營養化；

　　長江生物完整性指數到了最差的“無魚”等級；

　　廢水、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分別占全國43%、37%、43%；

　　干線港口危險化學品超過250種。

　　“我講過‘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2018年4月，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痛心地說。

　　又豈止長江？

　　本世紀初，全國重要河湖遭受不同程度污染，七大江河水系中，超過一半的監測斷面為五類或劣五類水，約3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

　　幾十年間，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與“大招商”“大開發”相伴的，常常是有河皆干、有水皆污。

　　環境問題，最直觀的是水，感受最突出的是大氣，最不容易覺察的是土壤。

　　江西東北部的鷹潭市，有亞洲最大的銅產業基地。上個世紀80年代，大量銅加工廠興起，2000多畝良田成了不毛之地，甚至一些村民體內重金屬超標。30年后，重度污染區域的3個村莊、558戶村民不得不整村搬遷，離別世代居住的故土。

　　2016年，江蘇常州“毒地”事件引發公眾恐慌。常州外國語學校遷入新校區后，陸續有學生出現皮炎、流鼻血等癥狀。事后調查發現，這里曾是化工廠，土壤及周邊環境已嚴重污染。

　　成為“世界工廠”時，中國也成為汞、鉛、鎘、砷、鉻等生產、應用和排放大國，大多數污染排放物進入土壤。

　　危及糧食、危及健康、危及下一代……一起起污染事件曝光后，人們發現，腳下這片土地危機重重！

　　89歲的曲格平，原國家環保局第一任局長。他也許是中國環保界得獎最多的人，卻從未因此開懷過。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起，中國就開始與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伴生的環境污染問題角力。治污，凝聚了幾代人的奮斗。

　　“在中國找一件最困難的事干，可能就是環保！”

　　老人的聲音微微顫抖。

　　一個剛剛基本解決溫飽問題、還有大量貧困人口的中國，一個人均自然資源大都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中國，一個為“站起來”“富起來”而不得不在發展和環境中艱難選擇的中國，面臨的生態環境壓力，全世界找不出第二個。

　　打開中國地圖，一條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的“胡煥庸線”，展現了生態環境“家底”——

　　這條線東南方，生活著全國94%的人口，環境壓力巨大；

　　這條線西北方，自然條件貧瘠，生態系統脆弱。

　　河西走廊，連接東西方文明的通道，靠的是與之相依的祁連山滋養。半個世紀以來，祁連山先后經歷過砍樹、開礦、建水電站、搞旅游四輪大規模開發。上世紀九十年代采金、挖砂高峰期時，僅張掖一市就有824家礦山企業，其中770家在保護區。

　　靠山吃山，山真的會被吃空。

　　先發展、后治理，這條常規道路發達國家走了上百年。其間，還向外部轉嫁了大量污染。

　　而對中國，歷史不再如此“仁慈”。脆弱的生態家底疊加巨大的發展體量，這條老路走不起，也不能走！

　　這是彰顯使命擔當的必答題：破解人與自然的亙古之問，以堅毅和果決向污染宣戰

　　“中共施政綱領把生態文明建設單獨成章，這在全世界執政黨中罕見。”

　　2012年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生態文明建設納入黨的綱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引人注目。

　　大會剛結束，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莫里斯·斯特朗就捕捉到這一重要動向。

　　一個月后，習近平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后首赴外地考察時發出告誡——

　　“走老路，去消耗資源，去污染環境，難以為繼！”

　　時間走進2013年。

　　這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上作出振聾發聵的連續發問——

　　“如果仍是粗放發展，即使實現了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那污染又會是一種什么情況？”

　　“在現有基礎上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總量增加一倍，產能繼續過剩，那將是一種什么樣的生態環境？”

　　“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么形勢？”

　　一個月后，他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題正是生態環境保護和治理。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郝吉明是這次集體學習的授課老師之一。

　　他記憶猶新：就在那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以對人民群眾、對子孫后代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責任，真正下決心把環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態環境建設好。

　　身為中國環境科學的領軍人物，郝吉明并不受一些人喜歡。有企業老板曾對他說，你一句話我就得追加上億元投資預算，受不了。

　　“這是歷史擔當，也是莊嚴承諾。”郝吉明說。

　　歷史擔當彰顯執政的情懷，兌現承諾考驗智慧和謀略。

　　100多天后，“大氣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出臺。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系統治污的第一個行動計劃，中國也成為全球第一個大規模開展PM2.5治理的發展中國家。

　　隨后，原環境保護部與31個省份簽署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各地立下保衛藍天的“軍令狀”。

　　2015年，“水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出臺。

　　2016年，“土十條”——《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出臺。

　　自此，氣、水、土污染治理的立體作戰圖全面繪就。

　　2017年末，“大氣十條”終考臨近。為確保完成任務，河北對污染傳輸通道城市石家莊、廊坊、邢臺等10地下達“調度令”，要求重點行業錯峰生產。

　　“調度令”就是命令。以往在抗洪搶險等危急時刻才用的手段，第一次用在了治污上。

　　這年冬天，“大氣十條”任務圓滿收官。藍天成為許多人微信朋友圈的“常客”。大氣污染防治第一仗，“干得漂亮”！

　　然而，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生態環境仍是最有可能“拖后腿”的短板之一。

　　2018年6月，一份以黨中央、國務院名義下發的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出爐，提出到2020年三場關鍵戰役的作戰目標：

　　——堅決打贏藍天保衛戰；

　　——著力打好碧水保衛戰；

　　——扎實推進凈土保衛戰。

　　克非常之役，須非常之舉。只有斷了舊發展模式的利益鏈，才能真正有生態環境保護的新天地。

　　2019年初春，陜西秦嶺北麓，冬雪漸融，生機萌動。昔日違建別墅成片的大山，正在恢復曾經的容顏。

　　從西安出城往南幾十公里就是這塊重要的生態屏障。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山林中不斷冒出一棟棟別墅，好山好水成了私家風景，開發亂象屢禁不止。

　　這件事，習近平總書記作出6次批示。2018年7月，中央派駐專項整治工作組與當地展開聯合整治行動，上千棟別墅被陸續依法拆除。

　　祁連山生態環境破壞、浙江千島湖違規填湖、新疆卡拉麥里保護區“縮水”給煤礦讓路、寧夏一企業向騰格里沙漠排污……每一件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事件，中央都緊抓不放，不論多大的利益、多大的保護傘，一抓到底，決不手軟。

　　既以雷霆手段追責，也鋪就制度化軌道護航——

　　2018年7月，廣東汕頭市委、人大、政府、政協四大班子領導決定：班子成員輪流到練江流域汕頭段的臭水邊駐點抓整治。

　　練江是全廣東污染最嚴重的河。當地紡織、印染、電子拆解等小企業遍布，大量生產、生活廢水直排河道。此前一個月，中央環保督察組在這里看到，河水如墨、垃圾糞污漂浮。

　　“你們市領導可以在臭水邊蓋幾間或租幾間房，和老百姓住在一起，直到水不黑不臭。”督察組的尖銳批評讓汕頭市領導面紅耳赤。

　　幾個月后，沿河村民注意到，練江一天天在變化，臭水溝沒那么臭了。

　　建立中央環保督察機制，以現職或近期退出領導崗位的省部級干部為各組牽頭人，不僅督察企業，更督察黨委政府，這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兩年多時間，中央環保督察實現全覆蓋，累計問責超過1.8萬人。2018年，中央環保督察開展“回頭看”，又對20個省份殺了個“回馬槍”。

　　直戳痛點！一大批地方黨委政府不作為、亂作為被點名通報；

　　較真碰硬！一大批怠于履責、弄虛作假的領導干部受了處分；

　　嚴格執法！一大批無視環保法規的企業被下令整改、處以重罰。

　　幾年來，從新修訂“史上最嚴環保法”到制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生態環境的法治大網越織越密；從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到生態保護紅線等，40多項改革讓環保法規制度成“帶電的高壓線”，形成有力震懾。

　　承諾如山，使命必達。

　　中國共產黨執政體系上的各層“鏈條”高速運轉——

　　北京西直門南小街115號，生態環境部。

　　2018年9月，29封特殊信函從這棟灰色建筑“飛”往全國。

　　收信人是29個省區市的省長、主席、市長。給這么多地方領導密集寫信，所為何事？

　　為了老百姓的“水缸”。

　　這29個省份的飲用水水源地環境整治任務仍需快馬加鞭——在飲用水水源一、二級保護區內，都有不同程度的水污染隱患，如排污口、違法建設項目、違法網箱養殖等。

　　信中把當地整治進展和存在問題一一列出清單。截至2018年底，這項工作的當年任務已如期基本完成。

　　建立協作機制、出臺配套政策、開展集中治理、強化專項執法、啟動應急聯動、動員群眾參與……整個中國迅速行動，為碧水藍天不再是奢侈品而拼搏。

　　“歷史上我們還沒有發現其他國家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這樣大幅減少污染的例子。”長期研究全球能源政策的美國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這樣評價。

　　道阻且長，行則必至。治污攻堅正在路上，世界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意志和擔當。

　　這是上下同心、負重前行的攻堅戰：每一地都是戰場，每個人都是戰士，每一份努力都是為了更加美麗的中國

　　“當時特別委屈。一分錢沒裝到自己口袋里，怎么說抓就抓了呢？”

　　2017年，甘肅張掖市巨龍鐵合金有限公司負責人聞斌，因為企業違法排污“進去了”。

　　刑事拘留了一個多月，聞斌出來后一度不愿見人。

　　痛，而后醒。企業開始一筆筆償還欠下的“環保賬”：投入1380多萬元改造環保設施，新建揚塵控制和除塵凈化設備，安裝煙氣排放在線監控系統……

　　廠區門口，豎起了兩塊大牌子：一塊，介紹當初的污染和被罰情況，自曝家丑；另一塊，是整改前后的對比。

　　痛定思痛的還有臨汾人。這一年，1200多人的誓師大會上，人們發誓要“革煤的命”——

　　治！工業企業投資上環保設施、進行深度治理；

　　關！環保達標無望的企業關停；

　　拆！5000多臺燃煤小鍋爐結束了歷史使命；

　　改！10多萬戶家庭燒散煤的土鍋爐改氣、改電。

　　關停禁燒可以立竿見影，經濟轉型卻需苦練內功。

　　外地投資者一聽說這里污染動不動爆表，隨時可能面臨限產停工，往往會搖搖頭放棄了想法。

　　再難，咬著牙也得干！

　　2018年1月，臨汾市長劉予強讓人把被約談內容做成視頻，在全市干部大會上播放。自揭傷疤、再戳痛點，就是為了“知恥而后勇”。

　　讀懂臨汾的重生之難，才能讀懂中國經濟的轉型之艱。

　　“要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環境污染綜合治理、自然生態保護修復、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等方面采取超常舉措，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環境保護。”

　　2017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到山西考察，指明保護環境之道。

　　“必須脫胎換骨，此外無路可走！”這句話，已如刀如鍥，刻在臨汾人心里。

　　清除大氣中的霧霾，先要清除頭腦里的“霧霾”，這是比經濟轉型更難的攻堅——

　　近40公頃沿海灘涂給了企業開發房地產，違法圍填海項目被叫停，煮熟的鴨子眼看就要飛了。遼寧綏中縣政府情急之下出“昏招”：編造假公文應對上級檢查。

　　破除“唯GDP是真愛”的政績觀，“發展經濟和治理污染是蹺蹺板兩頭”的發展觀，環保“一刀切”的懶政、怠政、庸政，必須來一場思想上的自我革命！

　　2015年，《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出臺，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情況被納入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

　　2017年，第一份由綠色發展指數衡量出來的生態文明建設年度評價結果出爐，北京、福建、浙江、上海、重慶位列前5名。

　　2018年，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全面推開，任期內所在區域森林、礦產等自然資源資產是多還是少了、好還是壞了，離任時都要算清“責任賬”。

　　“不簡單以GDP論英雄”的要求，一步步成為硬約束、真激勵。

　　有一種“斷腕”，是必須舍棄唾手可得的利益“蛋糕”。

　　2016年，寧夏開始全力整治賀蘭山，最讓人頭疼的是要關掉賀蘭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里的86家采礦企業。

　　利益有多大，反撲就有多強。有干部抓治污被誣告，有公安局長被跟蹤，有盜采者把頭抵在執法車前威脅……

　　可是，不改不動，賀蘭山不答應！

　　你看那山，表皮被露天采煤層層扒開、到處開膛破肚。山下的石嘴山市，常年籠罩在煙塵中，像硝煙彌漫、驚心動魄的戰場。

　　公檢法機關接連起訴幾個“硬骨頭”，形成整治的排山倒海之勢。國有大礦含淚炸掉了礦井，小規模盜采盜挖一個個被抓。

　　賀蘭山里還有上億噸煤，夠躺著吃幾十年的。寧夏人咬咬牙說：“不挖了！”

　　封堵礦洞、回填礦坑、拆除建筑、植樹種草……兩年后的夏天，人們播下的草籽已經長出兩寸來高的小草，脆嫩的綠意宣示著新生。

　　有一種“斷腕”，需要丟掉眼前的飯碗，舍棄習慣的崗位。

　　2017年4月26日，河北霸州新利鋼鐵有限公司，人們聚集在一起，靜靜等待著。

　　春風和煦，太陽明晃晃地照著。公司煉鋼高爐停爐熄火那一刻，6800多名員工心痛不已。

　　“鋼鐵市場形勢正旺，日進斗金啊！”副總經理侯振國哽咽了。

　　可是，只有放棄眼前的，才有未來更長遠的生計。

　　當地政府通過企業分流、推薦就業、政府購買公益崗位、支持自主擇業創業等方式盡力安置職工。陣痛中，沒有一個人上訪告狀。

　　2016、2017兩年間，全國化解了1.2億噸鋼鐵過剩產能，“地條鋼”被全部取締。能源結構在改善、過剩產能在化解、落后產能被淘汰……以高質量發展為新的追求，中國經濟正在發生蝶變。

　　有一種“斷腕”，是要離開熟悉的家園，重新定義人與自然的距離。

　　2018年6月的一天，古渡緣客棧房主李龍擔心的消息被證實——房子的一部分在洱海保護線內，必須拆除。

　　洱海是云南大理人的水源。1996年，洱海藍藻大爆發。此后十多年，這里餐飲客棧“井噴”，建筑“圍湖”，洱海深陷環境危機。

　　2016年，大理人開始搶救性保護母親湖。

　　以洱海為中心，當地劃出藍、綠、紅三個生態保護圈，分別代表湖區、湖濱帶和保護區核心區。圈內，1800多戶人家要搬離。

　　面對拆遷通知，李龍沉默半晌，說：“小病不治會成大病，拆！”

　　塵埃落定后，這里將重歸洱海。

　　攻堅的戰場上，有汗，有淚，也有血。

　　2017年6月9日上午，四川資陽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劉應舉胸悶不適，機關醫務室的醫生要求他馬上去醫院。

　　“能不能讓我把事忙完，下午再去？”他請求醫生先打一針。然而，由于大面積突發心肌梗死，劉應舉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這一天。

　　2018年12月1日傍晚，浙江溫嶺市環保局環境監察大隊副大隊長陳奔在調查環境違法案件時，被犯罪嫌疑人駕駛車輛沖撞拖行2公里多，不幸犧牲。再過6天，就是他30歲的生日。

　　倒在攻堅戰場上的還有：

　　張敏，山東濟南市長清區環境執法二中隊隊長，50歲；

　　吳建華，廣東惠州市惠城區環保分局局長，56歲；

　　岳平，海南生態環境保護廳副廳長，52歲；

　　史新宇，湖北武漢市環境監測中心高級工程師，4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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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2019年新年第一天，汾渭平原多個城市又陷“霾”伏。此后，西安、咸陽、渭南、臨汾等地重污染天氣持續長達一周，7個城市再次拉響“紅警”。

　　從1月10日開始，汾渭平原再遇重霾。這一次，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也加入進來。包括北京在內，多個城市空氣質量爆表。

　　不是一場沖鋒就能把紅旗插到山頂——不少城市空氣質量仍未達標，一些地方飲水安全仍有風險，土壤污染治理仍需破題。稍有松懈，攻堅的成果就有可能得而復失。

　　戰斗正未有窮期——這是強起來的中國必須跨越的關口，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必須啃下的硬骨頭。只有秉持新發展理念，我們才能蹚出生態與發展互促共進的新路。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

　　60多年前，一曲《我的祖國》唱出這片土地的深沉遼闊之美。

　　今天，億萬中國人正以上下同心的執著和堅定，一步一個腳印，向著美麗中國的明天前行。（記者陳二厚、董峻、高敬、王立彬、熊爭艷、張辛欣、劉詩平、楊靜、魏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