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振起“趕考”精神是我們對黨95歲生日的極好紀念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95年了。我們熱烈慶祝黨的生日！聯系今天我們黨正面臨新的歷史性重大考驗，再回頭來看黨這95年艱辛的戰斗歷程，我們黨的全部歷史不就是一部不斷經受重大考驗，或者說不斷“趕考”的歷史嗎？

　　大家熟知，用“趕考”這個詞來形容我們黨所面臨考驗的第一人，是毛澤東同志。那是1949年3月23日，新中國成立前夕，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同志即將離開“最后一個農村指揮所” 西柏坡，前往北京（時稱北平）的時候。他以警省語氣，深情感慨地說有兩種精神狀態。一種是李自成，“進了北平就變了”，精神懈怠，貪圖享受；另一種是我們共產黨，“決不當李自成”，我們要“進京趕考去”！毛澤東同志的警語，已經成為幾代中國共產黨人把經受重大考驗叫做“趕考”的由來。

　　再說到黨的十八大后不久，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就到西柏坡調研。他在同縣鄉村干部和群眾座談時這樣說：“當年黨中央離開西柏坡時，毛澤東同志說是‘進京趕考’。60多年過去了，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請看，這又是何等清醒自覺、語重心長啊！

　　從“進京趕考”到“‘趕考’遠未結束”，再加上回溯黨95年的戰斗歷程，可以悟出一個大道理：我們黨從來就是不斷“趕考”的。不是說考一次，考了個優等，以后就篤定優等了。沒有那回事！還得接著考！

　　今天重溫我們黨的“趕考”歷史，重新振起謙虛謹慎、艱苦奮斗而又大無畏的“趕考”精神，就是我們對黨95歲生日的極好紀念。

　　中國共產黨一成立就踏上了“趕考”路，在人民大革命中考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考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毛澤東思想，考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落后挨打，民族陷入災難深淵，社會長久處在大動亂中。封建主義那一套不行了，從西方學來的那一套如君主立憲制、多黨制、議會制等也試過，都失敗了。直到一批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找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中國革命的面目才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在中國人的長期“趕考”中考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披荊斬棘，力挽狂瀾，為中華民族之振興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大考”。

　　第一次大考，經過北伐戰爭和土地革命戰爭，打開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獨特道路。反帝反封建，是我們黨的二大明確提出的民主革命綱領。但是怎么反？尤其是蔣介石反水之后，怎么反？是繼續在城市，還是轉入農村？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并不是所有人一開始就有自覺，甚至身子已在農村的紅軍指戰員中還有人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澤東同志深刻分析當時的國內大局和國際大局后提出：“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 因為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由“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和“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國家。這種立足中國國情又掌握天下大勢的清醒認識，才是真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由此，“農村包圍城市”這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的革命道路就形成了。

　　第二次大考，抗日戰爭時期，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又頂住國民黨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贏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紅軍長征剛到陜北落腳，一大堆考題就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后，要不要同手中還拿著屠刀的國民黨第二次握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尤其是皖南事變后，跟蔣介石打不打？如果打，抗日怎么辦？面對這樣復雜的形勢，我們黨提出了“兩重性”的重大戰略理念：“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斗爭’的兩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這種“兩重性”還體現在勞動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由此，鞏固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贏得抗日戰爭勝利打下了最為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一在斗爭中形成的戰略理念，也成為我們黨的寶貴財富。

　　第三次大考，歷時3年的全國解放戰爭時期，面對來自各方面的壓力，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抗日戰爭結束后，蔣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破壞重慶談判達成的停戰協定。而就我們黨來說，一方面，面臨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支持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嚴峻形勢；另一方面，由于美、英、法同蘇聯的關系有所緩和，蘇聯也施壓要我們同蔣介石妥協。擺在我們黨面前的是兩個選擇——妥協還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在這個歷史關頭，毛澤東同志又一次作出了歷史性判斷：“（美蘇之間）這種妥協，并不要求資本主義世界各國人民隨之實行國內的妥協。各國人民仍將按照不同情況進行不同斗爭。”就是這樣，在深刻分析國內國際形勢基礎上，我們黨作出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重大決策，最終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第四次大考，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中國怎樣才能從一個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農業國轉變為先進的工業國？面對這樣的考驗，黨中央的決策是，把農業國到工業國的轉變同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結合起來。我們黨制定了以工業化為“主體”、以對農業和手工業的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為“兩翼”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在打好工業化基礎的同時，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任務。在中國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無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總之，從1921年到1949年再到1956年這35年，中國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從上井岡山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從抗日戰爭勝利后“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到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總共四次大考。要問中國共產黨考出了什么？考出了農村包圍城市這一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考出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次歷史性飛躍的成果——毛澤東思想，考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歸根到底，考出了一個既是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又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

　　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趕上時代”為使命踏上新的“趕考”路，考出了真正活躍起來的中國，考出了新一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考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中國共產黨以“趕上時代”為使命開始了新的“趕考”。

　　從鄧小平同志為我們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打開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到黨的十八大，這34年“趕考”路，事非經過不知難。

　　第一次大考，是結束“文化大革命”，啟動思想大解放。面對“文化大革命”這場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內亂及其造成的嚴重的經濟和思想的惡果，如何根本扭轉社會沉悶停滯的局面，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兩個凡是”的僵化思想，阻力重重。但是，鄧小平同志果敢地打開了思想大解放這個“總開關”，并把解放思想聚焦到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而落到解放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上來，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樣，通過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從“沉悶停滯”到“真正活躍起來”，把全社會潛在的巨大生機和活力解放了出來。這是當代中國最重大最深刻的變化。

　　第二次大考，是應對國內外政治風波挑戰。撥亂反正和開始全面改革后，一方面，我們黨確立了新時期正確的發展道路和基本路線，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積累了很多矛盾。加上復雜國際因素，爆發了1989年國內政治風波。尤其是蘇東劇變后，“社會主義紅旗還能打多久”這個更尖銳的問題擺到了中國共產黨面前。在這個何去何從的歷史關頭，鄧小平同志以88歲高齡到南方多地視察，發表了舉世聞名的“南方談話”，廓清了思想混亂，堅定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大方向。隨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編輯出版，全黨掀起學習鄧小平理論的高潮。隨之而來的，就是改革開放取得新的歷史性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全國總體上進入小康社會。

　　第三次大考，是成功經受住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果斷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是對我國經濟的一次大考驗。黨中央正確決策，沉著應對，使中國成功渡過這場危機，避免了遭受“亞洲四小龍”所經受的那種重挫。緊接著，面對是否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其實質是參與經濟全球化），黨中央又一次作出正確決策，參與經濟全球化，同時趨利避害。事實證明，我們沒有被經濟全球化沖垮，反而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隨之而來的，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10年，GDP保持兩位數快速增長，經濟總量躍升為世界第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又一次嚴峻考驗，我們黨繼續經受住考驗，同時更加自覺地致力于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平發展。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趕上時代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大前這34年，中國共產黨以“趕上時代”為使命踏上新的“趕考”路，考出了一個真正活躍起來的中國，考出了鄧小平同志開啟并以江澤民同志、胡錦濤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接力推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成果——包括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考出了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以黨的十八大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開始了新的歷史性“趕考”

　　黨的十八大明確宣布，我們的任務依然是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完成這一歷史任務的機遇依然存在，人民群眾對我們的期望越來越高。但與此同時，我們面對的國際環境復雜嚴峻，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啃硬骨頭”的改革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難度之大是罕見的，思想文化領域出現的多元化態勢與網絡化相互推動的復雜局面前所未有，黨的建設也到了迫切需要全面從嚴治黨的時候。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面臨新的多方面歷史性考驗。現在回過頭來看，習近平同志在西柏坡提出“‘趕考’遠未結束”的重大警示，意義何等重大！

　　面對“趕考”，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確立了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制定了一整套攻堅克難的行動綱領和路線圖。短短3年多來，黨中央秉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理念，從中央政治局抓起，把教育與懲治結合起來，大刀闊斧全面從嚴治黨；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這兩個被稱為“姊妹篇”的行動綱領，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制定了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和引領的“十三五”規劃。總而言之，開局好，難度大，有大希望。

　　我體會，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對應，有四個“雙重使命”。

　　一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綱領指引下，我們不能不面對的“雙重使命”，就是既要繼續完成發達國家早已完成的傳統工業化，又要趕上方興未艾的現代科學技術新的偉大革命的時代潮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僅僅復制傳統工業化的“鋼鐵文明”“機械文明”，更不應重復那種任由資本、技術排擠勞動和破壞環境的道路；而要以創新為第一動力，以信息化為翅膀，以綠色發展為新目標，實現13億多中國人的國家、社會和生活的現代化。

　　二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綱領指引下，我們不能不面對的“雙重使命”，就是既要通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的經濟改革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又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走共同富裕道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激發社會活力和效率，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走共同富裕道路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但在這樣那樣的具體問題上又可能發生不一致和矛盾；在長遠發展上是一致的，但在一定階段又可能發生不一致和矛盾。這就要求我們立足當前統籌兼顧、著眼長遠而不求畢其功于一役，妥善處理這一復雜問題。

　　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綱領指引下，我們不能不面對的“雙重使命”，就是既要全面加強黨的領導，又要堅持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開展活動。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法律，黨領導人民實施憲法法律，黨自身必須帶頭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這是黨的高度自覺，也是黨的領導力量的具體體現。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是高度統一的，這個關系處理得好，則法治興、黨興、國家興；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衰、國家衰。

　　四是在“全面從嚴治黨”綱領指引下，我們不能不面對的“雙重使命”，就是既要從嚴治吏，解決一些干部“亂作為”甚至胡作非為的問題，又要激發廣大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擔當精神，克服干部“不作為”“能力不足”等新問題。從嚴治黨要解決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中存在的消極腐敗問題，更要調動這個“關鍵少數”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注重提高干部的制度執行力。黨的干部工作能否經受住面臨的新考驗，關系到我們事業的成敗。

　　同國內大局相聯系，國際大局也包含著我們不能不面對的又一項“雙重使命”，就是既要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又要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包括建設強大的國防），走出一條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國和平崛起之路。一方面，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是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是個別大國的行為特征。新型大國關系與傳統大國關系并存，而前者處于新生態勢，后者盤根錯節。對此，無外乎三種作為：一是固守冷戰思維，搞各種形式的冷戰；二是世界大戰雖打不起來，卻搞局部熱戰；三是走新路，管控好分歧，培育共同而非排他的“朋友圈”，構建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各種形式的利益匯合點和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對于前兩種作為，我們一反對、二不怕。我們主張第三種作為。

　　總之，定下心來，韌性戰斗，確保中央已定政策不走樣、不變形，確保中央的政策落地生根，我們新的歷史性“趕考”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寬廣。

　　“趕考”歸根到底考的是黨，考出了“兩個先鋒隊”的中國共產黨，而趕上“新的群眾的時代”則是黨所面對的最新考題

　　95年“趕考”路，中國共產黨從1921年一個50余人的小黨，歷經千難萬險、犧牲奮斗，到今天成為擁有8800多萬黨員的大黨。黨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堅定不移，同時又矢志不渝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領導人民獨立自主搞革命、獨立自主搞建設、獨立自主搞改革，在當前和今后很長歷史時期致力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當說：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樣的黨，舉世無雙！

　　95年“趕考”路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趕考”，歸根到底考的是黨。而黨之所以能夠奮斗95年，并且還要繼續奮斗下去，當然不是由于黨一貫正確、沒有錯誤，而是由于黨能夠為人民完善自己、修正錯誤，擁有極其重視自身建設、勇敢糾正自身錯誤的高度自覺。這就是為什么黨在各種各樣嚴峻考驗面前能夠經受風險、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

　　請再回頭看一看我們黨95年是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的吧。從古田會議到延安整風到第一個歷史問題決議，從真理標準大討論到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從“三講”到“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從“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到“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從“三嚴三實”到“兩學一做”，一以貫之。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主心骨和領路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黨能夠自己起來修正錯誤，是一個方面；而黨能夠面向未來，保持對時代的清醒理解和把握，是另一方面。“趕考”，說到底就是“趕上時代”。事情就是這樣：95年來，正是世界大變動、中國大變動的歷史要求，啟動了中國共產黨的“趕考”并“倒逼”著黨的馬克思主義新覺醒；而中國共產黨“趕考”所實現的馬克思主義新覺醒，又反過來持續啟動和引導了中國一波又一波的歷史大變動，持續啟動和引導了中國“趕上時代”。“趕上”本身，就包含要“超越”、要“引領”。

　　“趕上時代”有國際大局和國內大局兩個方面。就國際大局來說，前面已經說過，這里只補充強調一點：在清醒把握時代主題和國際關系的前提下，我們還要深入觀察、精心把握當代世界各個領域各個側面呈現的新特點及其發展勢頭。比如說：新的社會生產力大飛躍的歷史特點，新的科技、教育、文化大發展的歷史特點，新的社會政治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國防體制）優劣相較量的歷史特點，國際深度合作與激烈競爭并存的歷史特點，和平發展與危險沖突（冷戰、熱戰危險）交織的歷史特點，如此等等。這樣的一系列新特點，我們現在也許還不能見其全貌，但是它們的演化和趨勢正在展開，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

　　再就國內大局來說，千頭萬緒，要求我們更加認真注意。這里只強調一點：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新的時代、新的群眾，是新的群眾的時代。人民群眾是我們的“上帝”，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說過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他還說，必須“和新的群眾相結合”“和新的群眾的時代相結合”。在建黨95周年的此時此刻，我們國家和社會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當中一個最大最值得我們重視的變化是，我們面對的是21世紀的新的時代的群眾，而這樣的“新的群眾”已經成為我們的勞動大軍、科技大軍、教育大軍、文化大軍、國防大軍還有創業大軍，已經成為我們黨的隊伍和干部隊伍的新生力量。新的時代的群眾不僅朝氣蓬勃、創新精神更足，而且自我意識強。肯定無疑的是，他們將是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主力軍，代表著中國的未來。這就要求我們黨下功夫學會善于聯系和依靠“新的群眾”。這可是一個極關緊要的最新大考！這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黨歷史上曾經凝聚了億萬人民群眾人心的有名的群眾路線，今天應當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并且應當得到更大的發展。

　　黨的十八大號召我們：“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新的時代的“偉大斗爭”已經來臨！新的時代的“趕考”已經來臨！此時此刻，更需要我們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帶領下，同心同德，齊心協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我們的力量。

　　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重新振起謙虛謹慎、艱苦奮斗而又大無畏的“趕考”精神，就是我們對黨的95歲生日的極好紀念！

　　（作者為中央黨校原常務副校長、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主任）

　　《 人民日報 》（ 2016年07月01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