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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央廣網于琦/攝）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23日消息，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今天在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之八“社會談：改革需多少個配套窗口？”上做出精彩演講。

　　文字實錄：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和大家就《改革如何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做一個交流討論。剛剛宋會長談到了一些，我有一些就不重復了。主辦者希望我就改革如何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這樣一個主題跟大家做一個討論。大家知道，處理好改革和多數人的利益，形成合理的利益結構，應該說是我們國家改革的一個重要的起點，或者是一個基本經驗。問題在于，改革到今年年底12月份就35周年了，那么35年前和35年的今天，我們面臨最大的一個問題：35年前，改革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利益的藩籬，才贏得了廣大的老百姓的支持，形成了改革的社會活力，35年以后，我們變成另一個矛盾：改革面臨著利益失衡，利益關系、利益固化，那么，這個成為全社會的一個焦點問題。所以我們今天的矛盾在于能不能解決利益失衡，這成為下一步全面改革成敗的關鍵之所在，我想和大家討論三個問題：一個、改革面臨利益失衡的突出矛盾。

　　我們都說今天改革其實是利益失衡、利益固化，有兩個事情需要討論。第一個，我們怎么看固有利益格局，剛剛宋曉梧會長講的利益固化怎么看，我這里簡要概括了4條，不一定準確，但是大家可以討論。

　　第一，固化的利益格局基本形成，有記者問，能不能形象地說一下？我說形象地說，20年前、30年前，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大家看不清，今天是窮人，但是有機會可能很快就致富。今天的情況變了，今天誰是窮人、誰是富人，界限比較清楚，相對穩定。那么，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最明顯的就是：這些年開始出現所謂的富二代，貧二代，這樣一個社會現象已經引起了大家的廣泛的關注。總的趨勢是，貧富差距，代際傳承的特點比較突出，窮人通過社會流動變為富人，要比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困難的多，這是第一、叫利益固化。

　　第二點概括呢，就是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剛剛宋曉梧講了數字，我們這些年比較好的一個，就是城鄉差距的擴大有所緩和，三年前是3.3倍，到去年是3.13倍，應該說城鄉差距的擴大有所緩和，甚至有所縮小，這是最近兩三年出現的一個情況。但是，總體來說，即使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2003年到去年是10年期間，我們的經濟系數始終保持在4以上，剛才說4.7也好，5也好，這個差距還是比較明顯。第二個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總體上說還沒有流轉、緩和的。盡管某些方面有所緩和，但總體還是呈現一個擴大的趨勢。

　　第三，我想大家最關注的就是利益失衡的焦點在哪里.利益失衡的焦點是灰色收入，有調研報告提出來：2012年我們的灰色收入高達6.2萬億元，約占當年GDP總量的12%。不管這個數字怎么樣，總體上說，由于分配不公，權力尋租，資源占有，壟斷地位等產生的灰色收入，成為當前經濟領域、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重要問題，也成為今天改革、尤其社會改革不能不直面的一個重大挑戰。

　　第四點是利益固化格局形成。做了第四點概括，宋曉梧會長可以討論，我認為尚未形成組織化的利益格局。一說利益固化，為什么又說沒有組織化的格局呢？我總的看法是這樣的：既得利益是一個客觀實際，利益固化也是一個現實問題，但總的看，尚未形成一個集團化的狀態。灰色收入就是一個例子，如果自己覺得收入所得不合理，很多事悄悄地隱藏起來，覺得拿不上臺面，所以這是尚未組織化的利益格局，為改革解決利益失衡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間。這是我怎么看固化利益格局，提出的這么4條我們可以來討論。

　　第二，各個方面有很多的原因，像行政審批制度就和權力尋租連在一起。我們的很多改革不到位，壟斷行業不到位，某些灰色收入連在一起。但是，我總的看法：形成利益失衡，還是說改革不到位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哪些改革不到位呢？我想可以概括這三條，第一條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這項改革我們說的多少年，有一些方面有調整，但總體上說，這項改革到今天為止沒有什么突破。那么，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我想成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恐怕有個重要的內容，也成為下一步改革大家關注的一個重要方面。

　　第二個市場化改革不到位，比如公共資源配制的公開化、市場化不夠。現在很多公共資源配制不合理，形成的貧富差距是比較普遍的。公共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公開化不到位，也難以避免其中權利尋租的一些問題的出現。

　　第三個，政府改革不到位，就為行政審批、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地方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一個普遍化的傾向，就為權利尋租留下了一定的空間，甚至在有一些方面空間相當大，有些官員敢于前赴后繼。大家會討論，我們的貧富差距很多時候就是由市場化改革造成。市場化改革不完善，不完善的體制容易形成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當然，市場化改革本身也不可避免的導致利益分化、利益主題多元化，也會在一定程度帶著利益固化和利益失衡。但是，我們追求的市場經濟，應該說它能夠促進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形成平等競爭的游戲規則，使更多的人能夠憑借辛勤的勞動、技能的提高，向上流動變成中等收入群體、變成富人，而不是憑借著不平等的地位，來獲取資源，占用公共資源。所以一定把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完善、發展的不完善，和不到位所形成的問題區別來看待。這是第一，改革面臨的利益失衡的矛盾。

　　第二個大問題簡要的和大家討論，解決利益失衡的重大任務有哪些？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很多，尤其現在社會關注的尋租腐敗的問題、行業的問題等等。但從社會層面來看，我們討論社會層面、老百姓關心的層面來看，我覺得有三件事十分重要，也就是說，到2020年，還有不到八年的時間，能不能在解決這三件事情上有突破。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能不能實現國民收入倍增，城鄉居民收入倍增。十八大報告提出：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從去年開始，經濟下行，所以不少人懷疑，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能否實現？打了個問號。我的看法是，如果收入分配等相關改革能夠到位的話，到2020年城鄉居民收入倍增是有條件的，為什么有條件？我簡要的說三句話，第一句話：城鄉居民收入的整增速與GDP的增速同步是有可能的，去年已經跑贏了GDP，今年頭三個季度城鎮居民是實際6.8%，農民人均純收入是9.6%，平均還是超過了城鎮，低了一點，但是還是超過了GDP增速，到2020年，我們經濟增速保持在7%，或者略高于7%，城鄉居民實際收入保持在7.2%左右，我想，還是有可能的。第二句話，經濟下行伴隨著低端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因此，經濟下行與低端勞動力工資上漲，這是一個趨勢。第三句話，我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會形成城鄉居民收入增長良好的政策和體制環境，所以這三句話我認為，到2020年，我們實現城鄉居民收入倍增是有可能的，那么如果這個目標能夠實現，對于我們調整利益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件事又是一個倍增，能不能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我們現在社會問題很多，但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我以為是最重要的問題，是社會結構研究不合理。不合理在哪里？按照相關方面的分析，我們現在中等收入的群體大概只有占25%左右。改革開放35年了，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5%左右。我們13億人，只有3億左右是中等收入群體。那么，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無論是經濟轉型、社會轉型，包括我們講治理轉型都是很困難，都會面臨著相當多的挑戰。我們講經濟轉型、擴大消費主體，這個消費主體是誰啊？是以中檔收入群體為主的消費群體。所以，未來中等收入群體如果還是這樣一個水平，我們拉動內需、擴大消費是很困難的。社會轉型，要形成橄欖型社會，社會穩定才有基礎，如果中等收入群體只有20%-30%，那么我們社會的穩定，再維穩都是很難以做到的。

　　我們的治理轉型，同樣，要形成廣泛的社會參與社會監督。如果不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社會參與監督機制，我們說，要推進治理轉型也是很困難的。所以我這幾年一再呼吁，國家在收入分配改革中能不能盡快研究的研究制訂中等收入群體國家規劃，也就是說，到2020年能不能從現在的25%左右提高到40%左右，接近倍增，也就是說，一年提高兩個百分點左右，如果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能夠達到40%，也就是6億人能夠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不僅對于中國，對于世界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重大利好。一方面，拉動內需，擴大消費，有了一個最重要的堅實基礎。中國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經濟增長，取決于能不能夠適應于社會、消費結構、消費釋放的重要階段，來能夠實現一系列的結構調整，最重要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問題。那么，對于世界來說，如果到2020年，中國能形成6億以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對于帶動世界經濟都是一個重大的利好。

　　第三，能不能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我五年以前在一個國際論壇提出來的，但是，有觀點說：這個口號不現實的。我認為，這是很現實的問題，我原來建議爭取“十二五”，最晚到2020年農民工應當成為歷史，是一個完全可以實現的目標。為什么？兩個方面：一是改革開放到2020年，還有四十五年，將近四十年以后，我們還保留農民工這樣一個兩元的制度，無論如何是不公平的，是不可持續的制度安排。另外，我們推行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是什么呢？中國的城鎮化，現在的人口城鎮化只有35%，規模城鎮化52.7%，這什么概念呢？到2011年，全世界平均人口城鎮化率是52%，也就是說中國在用10年，或者不到10年，到2020年，7年，能不能夠趕上2011年世界人口城鎮化的平均水平。我想是完全有可能的，最大的一個問題，我想是能不能把現在2.6億農民工的問題解決，然后同時每年還有大概1000多萬農民工進入，也就是說，到2020年，我們農民工市民化的主體規模大概是將近4個億。如果我們到2020年人口城鎮化，由于農民工市民化達到52%，我們2030年擁有城鎮化率達到65%左右，這就會形成一個中國城鎮化良好的發展前景，也使得城鎮化成為拉動內需的最大潛力之所在，因為我們的規模城鎮化也向人口城鎮化轉型，而且，人口城鎮化本身是拉動消費，拉動投資的一個最重要的載體，規模城鎮化向人口城鎮化的轉型，人口城鎮化再向人的城鎮化的轉型，這是一個發展的大過程。所以，關鍵的問題現在是兩件事，我想一件事就要明確戶籍制度改革的目標與時間表，總體建議到2020年，我們要從城鄉兩元戶籍制度過渡到城鄉一元的戶籍制度，或者人口登記制度，我想這套制度到到2020年應當結束了。

　　第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15年前我們提出來，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這個使用權不是債權而是物權，應該受到物權法的保護。農民在嚴格土地使用管制的前提下，農民有權處置自己的土地。入股也好，抵押也好，轉讓也好，所以現在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關鍵問題在于承認不承認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是一種物權，而不是一種債權。

　　最后一個大問題就是我們打破利益藩籬的關鍵何在？我想：這里需要有三件事提出來，我們領導人一再講要打破利益藩籬，要有壯士斷腕的魄力，現在具體來看，我想有三件事很重要。第一，今天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誰來承擔改革成本，毫無疑問，我們全社會都有一個承擔改革成本的，但是今天有一個誰來承擔改革成本的問題。我想是不是有這么四句話，第一句話，初次分配應當堅持民富優先，初次分配應當在調節國家企業居民大分配格局上有作為，需要調整國家和企業的關系，要對中小企業減稅，把就業問題放在優先位置，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勞資關系，創造收入上升的空間。我這里舉了一個例子，以出租車為例，如果砍掉權利公司的分子錢，出租車司機的勞動收入就會明顯提升，我想出租車司機要要參加討論，會非常贊成，就是這個權利公司的分子錢。

　　第二句話，在再分配領域，政府需要通過壓縮行政開支，確保到2020年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總體實現。現在經常聽到有官員提到：到2020年公共服務有人說是高福利，但是，我們中國是個高福利呢、還是負福利？我說應當問問：政府的行政支出是高還是低？行政支出有沒有壓縮，或者很大的壓縮空間？我想，這個十八大以來，中央是出臺八項規定，能不能夠以此為契機，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將過高的三公經費降下來，壓縮減少行政成本。所以，這個我想這里面還是有相當大的空間的，在這個壓縮空間的同時，我們才能夠有條件加快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具體的我不說了。

　　第三句話，以公益性為重點調整優化國有資本配制，這是我連續呼吁了多少年的。我們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面臨的是吃飯穿衣，私人產品短缺。今天，尤其這十年以來，我們面臨什么呢？就是全社會日益全面上升的公共需求，和公共產品供給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成為一個突出矛盾。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產之間，主要矛盾沒變。什么變了呢？人們物質文化需求的內涵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你現在到三甲醫院看看，哪一個都比菜市場熱鬧，為什么呢？人們對自己的身體健比康，以往二十年、三十年關心的多，就在公共產品嚴重短缺的下，所以國有資本應當提高普遍福利的目標，或者把普遍福利作為國有資本，調整優化的一個重要目標。所以，建議出臺新的國有資本布局調整優化方案，把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領域退出，重點配置到義務教育，基本公共醫療以及基本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產品領域里。另外，部分國有股可以化為上市公司國有股權劃歸到社保體系，這個很多人有建議。

　　第四句話，財稅體制改革不能增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負擔。我想到2020年，現在不到25%，增長40%左右的中等收入群體，這個規劃對我們的經濟、社會轉型至關重要，甚至有絕對性的影響。著眼于這樣一個大局，我們現在想進行的物業稅也好、物產稅也好、遺產稅也好，其他各種稅收也好，不能夠也不應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加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這樣一些負擔，應當著眼于未來十年經濟社會轉型的大趨勢，統籌考慮財政支出結構轉移支付等大問題。這是第一，誰來來承擔改革成本，有這樣四句話。

　　第二、關鍵敢不敢于對既得利益動刀子。那么，哪些既得利益動刀子呢？我想，是不是也可以講這樣一個部門利益、行業利益、區域利益，包括某些官員尋租這樣謀求利益。具體來說，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有利于中小企業發展，有利于擴大就業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但它受制于部門利益，所以本屆政府承諾講，行政審批事項減少三分之一。但是，如果沒有在突破部門利益上有重大的進展，這個目標實現很困難。在我看來，恐怕得減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都是有可能的，因為中國（上海）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就是政府的管理模式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負面清單管理，這就重新考慮政府的職能安排，如果以負面清單管理為主體的政府職能轉變，那么我們政府的行政審批恐怕就不僅僅是三分之一的問題。

　　第二、我們來以公益性為重點調整優化國有資本背景布局。那么，如果不克服，就是不打破壟斷問題，不解決行業利益、壟斷利益問題，這項改革同樣無法進行下去。所以，我想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的鐵路、電力、石油等重要的基礎領域應該加快向社會資本開發的改革進程，由此來破除行業利益，由此來調整優化國有資本的配制。

　　第三、賦予農民物權化的土地使用權，有望使部分農民和農民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但這項改革受制于地方利益，因為土地作為地方的第二財政的局面不改變，這項改革就缺乏條件。剛剛我看到，我們應該說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到今天走到盡頭，但是土地制度不改，以低價甚至無價來吸引大項目的這樣一種方式不改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也是很困難的，所以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只有把使用權作為物權還給農民，我們才能找到一條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基礎的制度保障。

　　最后，第三個：能不能實現政府自己改自己？我想，從我們的現實經濟社會生活來看，重要的是改變以行政主導資源配置的政府主導型增長方式。我這里也說這樣三句話，一個，行政主導資源配置導致財富向政府、國有企業集中，不可能不導致財政分配格局的失衡。

　　第二句話，行政主導資源配置使得整個公共資源配制向中心城市集中，由此導致大中小城鎮資源配置嚴重失衡，進而導致人口城鎮化的嚴重滯后。我們北大周圍的房子，十萬塊錢一平米，不在于北大這塊土地下面多少金子，而在于周圍有其他許多地方難以獲得的公共資源。公共資源配制的嚴重不合理已經成為大小城市失衡、我們城鎮化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沒有公共資源配制的均等化，中國中小城鎮的發展是極其困難的。

　　第三句話，行政主導資源配置，模糊了政商關系，造成權力尋租和體制性腐敗。所以，我們真正要解決好利益關系，有賴于政府的轉型和政府的改革。

　　我最后說一句話，35年以后，解決利益失衡，打破利益固化，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成為今天改革面臨的重大任務。我想，如果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改革處在一個歷史的新起點，要取得歷史突破的話，第一份任務就是打破利益格局，形成合理的，或者逐步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我對此還是有信心的，盡管這件事情極其復雜，但是這件事情如果再拖下去，現在有的經濟學家講，再拖十年、二十年，我想我們的改革就很難推動。由此我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后，將打破利益關系、解決利益失衡的問題，會貫穿于我們講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五位一體改革的一個全過程，對此，我會寄予極大的期待，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