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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14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央廣網財經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10月14日在北京大學啟動。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義院長、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出席報告會并發表演講。厲以寧稱中國農業和城鎮兩種戶口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的身份和權力存在不平等。厲以寧還表示，中國目前處于雙重轉型的時期。國企要改革，民企要轉型。要企業升級，國資委首先應該改變，不直接管企業，而是解決資源配置問題。國企改革，要依法辦事，遵循《公司法》等，把國有企業推到一線去。民企轉型，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

　　以下為厲以寧演講實錄：

　　當前的中國問題處在雙重轉型的階段，什么叫雙重轉型？一是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第二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雙重轉型是交疊在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經研究了。因為當時有大批的亞洲、非洲，它的一些附屬國、殖民地都會獨立。他研究一個什么問題呢主要的，很少涉及體制轉型的問題，他主要研究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體制轉型他們也提到，提到的是傳統經濟體制，就是前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轉入資本主義體制，他們主要是研究這樣一個問題。但中國現在所面臨的是不一樣的。我們是雙重轉型，不但要農業社會變為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而且需要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入市場經濟體制，還有社會主義制度將繼續存在。這個全世界沒有的，中國經濟學家集體介入了這場大討論。所以30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學家全參加了。你能說誰沒參加嗎？都在參加討論，參加探索，人數之多，全世界沒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們研究的是兩重轉型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怎么實現工業社會，怎么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經濟學所研究的是擺脫傳統體制，我們研究的不是傳統體制，我們研究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就是中國的特點。中國的經濟是處在非均衡的狀態，非均衡的狀態是很明顯的，中國屬于第二類非均衡。第一類非均衡是什么呢？就是說在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存在的非均衡狀態。中國的非均衡不一樣，中國的非均衡是在市場不完善而又缺乏市場主體情況下的非均衡，這是第二類非均衡。西方國家的非均衡是市場不完善，中國還包含要重新構造微觀經濟基礎的問題，要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所以中國的改革一定要從產權改革著手。放價格雖然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的，因為沒有市場主體，就談不到非均衡狀態的消失。所以中國的改革從哪里開始？正是從產權改革開始。其中國有企業首先要變產權，成為產權清晰的主體。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下面提問的時候可以問的。但是，中國到現在為止，產權改革并沒有結束，主要表現在農民沒有成為市場主體，改了國有企業，但是農民沒有成為市場主體，中國經濟怎么能起來呢？所以今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道大家注意沒有，在中國要完善、建立家庭農產制。有家庭農產制，就有家庭農場主，這就是中國未來的農民的走向。要土地確權，然后在農村中進行大規模的新農村的建設，然后中國就推出了城鎮化。中國的城鎮化跟一般是不一樣的。中國的城鎮化要新型城鎮化，而不是過去的傳統城鎮化。傳統城鎮化帶來了城市病，帶來了在城市中又出現了反城市化傾向，因為城市污染了，社會資源不好，失業眾多，所以有錢人從城里轉向郊區，轉向農村，而窮人紛紛進城，造成今天西方國家也看到，這個問題需要重新探討。這個新型城鎮化遇到一個大問題。

　　中國到現在為止，中國農村是農村戶口，城市是城鎮戶口，這兩種戶口制度的存在，使得農民權利跟城市是不平等的。農民有身份的限制，這又產生了一個問題，怎么樣來建設中國這個新型社會呢？這就需要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又發生一個問題，城市容納的下嗎？現在中國的城鎮化率，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是51%或者52%左右，但這是常住半年在城市的人都算上，包括農民工在內，而農民甚至長達20多年，他的身份還是農民工，這就是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真正按照城鎮戶口，農村戶口來說，中國現在的城鎮化率是多少呢？把農村戶口的踢掉提后，大概只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幾。假定再過幾年，中國的人口到了14億多了，那就是說要達到80%西歐國家的標準，還不要談美國了，那就是12億人住城里了。現在6億，再擠進6億，城市會變成什么樣子？新問題啊，其他國家沒有遇到過的。

　　中國人城鎮化道路怎么走？這是說中國必須走老城區加新城區加新社區，新社區是什么呢？就是今年的新農村。新農村的房子已經蓋好了，很多東西正在修建，最后會形成新社區，公共服務到位了，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用社區管理方法來管理這些新社區，這就是中國城鎮化的一部分。中國要實行就地城鎮化，就地城鎮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說，農民不僅要進入老城區，新城區，還在新社區，這里也是城鎮化的一部分。這樣12億人口作為城鎮人口，或者全國的戶口都一元化了，那這樣才能夠容納的下，這就是我們大家遇到的大問題。我當年遇到的大問題還有，必須給農民以產權，土地確權，正是在農村所興起的這次大的改革，就是新農村改革的起點。

　　我去年11月底帶了政協經濟委調研組在浙江杭州、嘉興、湖州三個市進行土地確權后的調查，那里的土地確權搞的比較早，結果發現，放鞭炮啊，農民認為自己有了宅基地的經營權證，有宅基地的使用權證，有了房產證，興高采烈，老人回憶，跟當年土地改完的情況一樣，而且比當時還熱烈，鞭炮到處都是，我們去的時候地下還有鞭炮。農民心里踏實，擴大養殖業，擴大種植業，愿意進城做工的做工，經商的經商，而且城鄉收入大幅度縮小。

　　嘉興市給我們講，他的縣級市叫平湖，我們在那里做調研，在土地確權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確權以后，城市人均收入和農村人均收收入之比變為1.9：1。這個變化之大，主要是農民收入提高了。我們就問了，農民收入怎么會提高呢？我有了產權就有了財產性收入了，我土地轉包出去，我城去打工，多一分收入，宅基地我們在平湖市看到了，房子都拆掉了，都蓋成四層樓高的房子，蓋那么高干嗎？出租啊，很多人是這樣的情況，就是說，一層樓租給外來人開店，開作坊，二、三、四層樓自己住，自己人口沒那么多，其中任何一層都可以出租，租給誰住？租給外地人來做生意的住，租給嘉興市在城里上班的大畢業生住，騎摩托車就到了，公共汽車也通了，收入就增加了，多種收入。還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土地確權之前要重新丈量土地，丈量土地這個情況就不一樣了。結果發現，丈量的結果耕地多了20%，我們當時問了，農民他也不隱瞞，干嘛會多了？第一，當初承包開始的時候，地的好壞差別很大，所以呢，壞地兩畝算一畝，好地一畝算一畝，經過30年的承包，土地都改良，土地改良以后，所以這次丈量土地好壞全是一畝，沒有壞地，所以這個土地就多了。

　　第二個原因過去的田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有田埂，田埂不算，田埂兩邊被太陽遮住，遮蔭了，也不算，都刨掉。三十年以來，土地已經變大了，要用拖拉機了，拖拉機耕地田埂礙事兒啊，田埂算入土地了，兩邊遮蔭的部分沒有了。還有第三個原因，就是當初有農業稅，所以最后報地的時候，都是普遍的少報，我一畝三分地就報一畝。家家如此，少交稅了。現在土地剛丈量完，大家都公布了有多少地，你想報少也不行，他沒有必要少報，他要實報，因為土地入股了，要分紅了，你土地少了自己吃虧，農業稅也沒了，什么不一樣，所以有這個情況變化。農民成真正的市場主體。國有企業還要進一步改革，我下面講。

　　另外一條中國當前要做的就是收入分配制度要重新搞。收入分配制度的重點在哪里？我們在廈門調查，重點應該在第一次分配，因為第一次分配是根據市場的基礎進行的。中國為什么土地進行第一次分配呢？四個理由：第一個理由，農民沒產權，不確定他的財產，沒財產收入，農民當然窮了，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理由是什么呢？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受雇方和雇傭方雙方地位是不對稱的，不對稱的情況下，出來打工的農民，他處在弱勢地位，而雇他們的大企業，大企業是強勢的。這種情況要改變他雙方的地位，在西方國家，走在前面的國家，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有工會組織。工會起作用的，它能夠保障低收入者的利益。中國到現在為止，你見過工會替農民工去要工資的嗎？沒有，還得寫信給總理來解決這個問題，所以要改，真正讓工會發揮作用，農民工這個是必要的，讓他們也參加工會，他干了那么多年，所以這個是第二個理由。

　　第三個理由個體農民、牧民，賣奶制品，賣蔬菜水果等等，他是弱勢，他在農貿市場擺攤位他也是弱勢，上門收購他也是弱勢，因為采購商、大超市他是強勢，他定的價要么就不要，所以說，這就造成了收入不平等。在西方國家或在荷蘭搞的，他們有農民合作社，農民合作社有聯社，這個一組織起來力量大，他用自己的車隊，自己的船隊、自己的倉庫再加上自己的碼頭，這個直接運到國外賣去，或者哪個大城市價錢高賣去。中國農民合作才剛剛建立，還都處在很弱的階段，但一定要走聯社的道路，這樣的話，談判力就加強了。

　　還有第四個原因，中國的教育資源配置是不均衡的。人均教育支出，農村低，城市高，所以義務教育現在城市的學校房子好、師資力量強、設備齊全，農村呢？學校都差，這就造成了一個職業世襲的這種體制。農民工的孩子初中畢業以后，考高中的錄取率很低的，農村很少，進大學就更少，所以大部分農民工的孩子還是農民工，孫子將來也可能就是農民工。這種情況下去，不符合社會的原則，都需要改。這都是初次分配的問題，二次分配也重要，也需要調，二次分配怎么調？二次分配的調整主要是靠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在西方國家，施行多年的福利政策，他有一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補，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二次分配就把這個差距縮小了，通過稅收，通過補貼，通過福利待遇。而中國不是這樣，中國城鄉兩種戶口，農民工很多城市工人有的的福利享受不到的。比如醫療，城市的職工可以公費醫療，農民工合作醫療，合作醫療還是要交錢的，所以說，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還擴大了差距，全世界沒有的，真的要改。所以我們說一次分配重要，二次分配也重要，但二次分配的重點應該加快城鄉社會保障的一體化。城鎮化過程現在正在進行中，人的城鎮化是當前主要的，這就是我們怎么來升級的問題。人的城鎮化以生活質量提高為主，人要進城，就應該提高他的生活質量，對城市也有好處，現在國內普遍施行的大城市是積分制，你在城里住了，什么條件可以加多少分，你自己學歷提高了，上了業余大學有加分等等等等，這都是有用的，但這問題很迫切。

　　上海調查還有幾個相近的大城鎮，現在跟過去情況不一樣了，現在熟練技工，骨干工人都是農民工，進城20年了，熟練技工，留不住了，上海的競爭對手是蘇南、浙江的一些城市。它的工業在發展，急需技術工人，到上海去挖呀，我這里給你戶口，來吧，把孩子業帶來，他都去了。這就上海著急了，技術工人跑了還有什么效率可言，所以推出積分制，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光積分制是不夠的，積分還要城區的要改，一個區一個區改，條件成熟就改，可以讓農民工市民化，農民工融入城市，但這種配套的資金是一個問題，為什么？

　　因為我們在地方調查，一個普通的小縣城，一個農民工的農村戶口要轉為城市戶口，公共成本是10萬塊錢，全國平均的數，比這個多。人民日報今年8月份登出來的，全國平均的農民工市民化的公共開支是13萬塊錢，哪來籌這么多錢？所以這就是我們下一步城鎮化過程中為了提高人的質量所要解決的問題。中國所有的雙重改革的經驗，體制的轉型加上發展的轉型，為全世界做出了貢獻。因為很多國家也正在走城鎮化道路，不能只考慮到發展的轉型，要考慮到體制的轉型。盡管他們體制不是計劃體制，但是有很多過去傳統的收入也應該考慮在內，這個將是一個重大的研究步驟，中國經濟學家關于這一方面問題，在國外發表的很早，大量的是在國內的調查報告，國內的論文、國內的著作當中，中國為世界的經濟學做貢獻，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能夠雙重轉型成功，其中有中國經濟學家的一份。